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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基层为重点，推动服务体系向“提质增效”转变。一是优化龙头医疗机构布局。在国家、省级双中心基础上，以提质为核心，建设市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压实各级责任，加强运行监管。二是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发挥实效。推广优秀试点经验，指导各地紧密型医联体完善组织、人事、财务、业务、绩效、后勤“六统一”管理机制，建设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病理诊断、消毒供应等资源共享中心，提升优质医疗资源利用效率。三是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统筹人才、技术、设备、信息化建设，补齐薄弱地区、薄弱学科短板。

　　三、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一是加强机制协同。国家层面，建立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统筹政策制定与执行。地方层面，推动党政主要负责亲自抓医改，分管具体负责，形成高效联动机制。二是加强政策协同。建立工作专班机制，涉及三医改革重点内容，原则上统一调研、集体会商、联合发文，确保政策宏观一致性。三是加强信息协同。国家层面，尽快建立“三医”数字化标准体系，实现一套编码、一套目录。地方层面，探索推进“三医”数字化协同改革，推动“三医”在医防融合、健康管理、药品研发方面深度融合。

　　一、深化中西医结合实践，完善“中西并重、优势互补”特色诊疗体系。明确“中西结合、择善而从”的诊疗路径，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为链条，打破学科壁垒、优化诊疗方案，做到“宜中则中、宜西则西、互鉴互补”。推动医院搭建中西医协同管理架构，建立“中西医结合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专班”工作机制。加大中医药应用支持力度，逐步将中医优势病种悉数纳入DRG支付体系，实行“按疗效付费”，提升中医特色疗法医保报销比例。将中医药知识深度融入临床类医师资格考试及实习、规培，确保新一代医学人才学透中医药知识、打牢中西医结合功底。

　　二、优化医卫评价机制，推动医生回归“治病救人”主业。淡化论文硬性指标，提升临床工作权重。省市级医院降低论文要求，突出疑难病例诊治率等关键临床指标；地市级以下医疗机构取消论文考核，侧重常见病规范诊疗率等指标。整合各类医疗数据构建临床综合数据库，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全面分析医生对病症的诊治成功率及患者关键指标变化、预后状况等数据，据此建立客观科学的诊疗效果评价体系，推动临床诊疗能力成为评价医生的首要指标。在各级医院及科室考核中设置“中西医结合建设”专项加分，重点考核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的优化及实效。

　　三、加强医工融合攻坚，突破关键技术、引领前沿探索。强化医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工程学等多学科联合攻关。例如，推动高性能医疗设备核心部件、关键试剂等实现国产自主可控；在制药设备、关键辅料等方面加力突破，提升仿制药工艺水平和疗效，加快创新药及复杂制剂自主研发；推动脑机接口、智能假肢等技术临床转化，帮助失能失智人群恢复部分语言、行动及认知功能，减轻照护负担；发挥我国通信、人工智能等领域优势，提升AI辅助诊疗、远程手术、智能护理、小分子药物研发等水平，打造全球医药创新高地。

　　三、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加强技术研发支持，优化完善科技立项管理，在种子种苗繁育、投入品创新研发，以及采收设备、产地加工、仓储养护、信息追溯等技术革新方面给予专项资金支持。适度加大财政补贴，根据中药材GAP种植面积、养殖规模，综合符合要求的产量，直接给予中药材产地生产企业一定资金补助。合理优化税收政策。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促进医疗、医保和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保障使用道地药材及符合GAP中药材的药品合理价格，逐步构建“优质优价”的中药材生产经营新秩序。

　　三、积极推进医防融合。一是推动疾控机构三位一体转型，强化其在健康风险监测、决策支持与技术指导中的统筹职能。支持在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设立公共卫生处或健康管理中心，将传染病报告、慢病筛查、健康促进等预防性职能嵌入医院服务体系。二是以医保支付机制改革为杠杆，打通“防”与“治”的资源通道。探索将部分公共卫生项目如高血压、糖尿病管理、癌症早筛、健康体检、营养干预等纳入医保支付范畴。三是依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动防控一体化服务流程嵌入基层医疗日常工作。

　　一、加快建立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一是强化党委、政府对医共体宏观调控职能。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代表医共体管理委员会，对医共体进行整体考核，医共体牵头医院负责对成员单位的具体考核。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协调推动医保部门对医共体实行总额打包预付费制度，引导医共体主动控费。二是提升医共体服务能力。制定县域医共体学科能力建设五年专项规划。引入城市三级医院对口帮扶牵头县级医院的薄弱学科。三是制定公卫责任清单，建立医防融合机制，完善慢病防控的技术规范。

　　二、统筹推进人财物资源管理机制改革。一是改革完善编制制度，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科学核定县级医院的编制人数。分级制定县域内高层次人才标准。深入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订单定向培养大学生村医、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等政策，扩大招生、招聘比例。二是优化职称晋升和薪酬激励机制。以业务水平和服务年限为核心评价标准，实现能聘尽聘。落实“两个允许”要求，允许县域医共体在合理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内自主分配。三是加强县域医共体物资供应链整合。建立县域统一的药品耗材目录和采购平台，实行“集中采购、零差率销售”。

　　三、强化现代信息技术支撑。推进全国统一的县域医共体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功能和数据的统一开发、管理、监控、运维，完善数据信息安全保障。加强智慧医院和智慧医疗建设。构建智能诊疗体系。推广AI辅助诊断、AI随访、电子病历、医检互认等深度应用。建立智慧管理系统，整合电子病历、财务、物资、HR等系统数据，实时监控床位周转率、手术室利用率、药品库存等关键指标，辅助管理者快速决策。建立全国互联互通的信息平台，整合全国医疗数据和传染病监测数据，实现跨省、跨机构的数据汇聚与分析。

　　三、发挥医保杠杆作用，有效实现“三医联动”。一是建立医疗医保联合评估体系，医疗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卫健部门重点评估技术辐射率、基层诊疗量增长率；医保部门从控费为主向战略性购买转型，侧重考核次均费用增长率、基金使用效率，考核结果与医保额度分配挂钩；医药从被动降价向创新激励转型，促使“三医”关系从权力博弈向价值共创转变。二是建立医保智能监控平台，重点监测推诿重症、分解住院等行为，对违规医疗机构采取“医保支付限额下调﹢负面清单公示”联合惩戒措施。三是动态调整现有诊疗、药品、耗材等医保目录，合理确定、动态调整医保基金总额预算指标和按病种付费等支付标准。扩大医保C-DRG一体化收付费方式改革试点，让支付权归医保，治疗权回归医院和医生。用费率和报销比例双向调节医院和患者就诊选择，逐步用同病种、同治疗、同服务、同质量、同支付的方式，实现病人有效分流，推动落实分级诊疗，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下沉。

　　二、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高规格数据治理体系，维护我国泛数据资源主权。建立生物样本全流程管理及质量评估监控体系，通过中台系统建设，实现对数据的“深加工”“精加工”，为全链条科技攻关提供高价值数据源。创建“数据可用不可见”技术路径，在确保原始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多方协同的大规模、大体量、跨学科的攻关研究。在此基础上，整合数据建设及使用需求，联动我国高端科学仪器设备产业和相关领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围绕生物医学大数据打造相关检测分析技术、仪器设备研发为一体的良性大循环生态，实现以生物医学大数据资源为核心的多链条自主可控。

　　三、搭建国际公开数据战略备份体系，塑造由我国主导的国际数据发展格局。依托“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网络，在China Biobank大体系下，联合国际组织等搭建分布式数据备份网络，尽快实现关键国际公开数据在我国境内的安全存储与高效管理，应对欧美国家潜在的数据钳制风险。发挥我国在“数据﹢设备﹢技术﹢场景﹢产业”全要素支撑体系的叠加优势，由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国家实验室等单位牵头制定生物医学大数据领域国际标准，健全国际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引导全球科研团队在China Biobank扎根开展科学研究，持续壮大我国生物医学大数据整体实力，提升我国在生物医学大数据领域的话语权。

　　二、科学编制积极应对人口少子化规划体系。在“十五五”规划中，设置积极应对少子化目标任务和工程项目，保留并优化普惠托育服务发展指标，将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调整为每千名3岁以下婴幼儿拥有托位数。启动编制《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262035年）》专项规划。针对出生人口减少带来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在区域发展规划、卫生健康、教育、就业、社保等专项规划中充分考虑人口变动的中长期影响，做好资源的统筹规划，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使用效率。

　　三、细化积极应对少子化重点举措。一是提升生育服务水平，健全生育力保护体系，推动生育力保护关口前移，将生育力检查纳入体检，为育龄群众提供生育力评估，增强生育服务能力，努力使有生育意愿的婚育家庭有生育能力。二是健全包容性生育政策，适度扩大辅助生殖技术适用范围，提升妇幼医疗公共服务水平，改善产科、儿科诊疗环境和住院条件。三是施行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向育儿家庭发放不分胎次现金补贴，加大对育儿家庭住房、税收、休假等全方位支持。四是完善普惠育幼服务，统筹0至6岁育幼服务与学前教育资源，提高普惠托育覆盖面，努力实现有托育需求的家庭“应托尽托”。五是推动生育保险扩面，将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农民工等纳入保障范围，形成生育支持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推动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假成本，指导和监督生育休假落实。六是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宣传美好爱情、简约婚礼的婚恋观，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的生育观，家庭和睦、家风端正的家庭观，倡导尊重生育、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的社会价值，营造生育友好、家庭友好环境。